所以我們不結盟,更不輕易和西方國家硬碰硬,也許這種選擇看似不爺們,但卻避免了更大的損失,并為我們爭取了寶貴的發展時間。
只是,再多的忍,也不可能躲過最后的將帥見面。說白了,我們是名副其實的世界大國,天生就是美國的威脅,必然要和美國斗得你死我活,根本不存在韜光養晦的可能性。所以,爭取寶貴的發展時間不是為了逃避,而是為了縮小差距甚至“后來居上”,為最后的決戰最大限度地增加勝利的可能。
而除了一定限度的“妥協”,我們也在時刻與美國近身肉搏,讓美國在面對我們時不得不“投龍忌器”。
靜夜史認為,這是我們相比于蘇聯最高明的一招,也是反制美國的可怕利器。相比于當年赫魯曉夫和尼克松爭論各自制度孰優孰劣的“廚房辯論”,我們在建國后的幾十年時間里,曾經經歷了數次轉向,并最終具備了今日的力量。
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由于美國對國民黨反動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司徒雷登等美國政客與我們的接觸先后失敗,新中國最終確定了“一邊倒”的戰略選擇,即加入蘇聯領導的社會主義陣營。
對于當時的我們而言,意識形態的高度共鳴是中蘇結盟的直接因素。而1950年6月25日爆發的朝鮮戰爭,則因美國侵入臺海,野蠻干涉我們內政而最終徹底斷送了中美友好的可能,并強化了中蘇結盟的穩固性。
由于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朝鮮戰爭上的神勇表現,國際社會大為震驚,蘇聯更是對新中國刮目相看,從此開始了規模龐大的對華援助。
靠著蘇聯的大規模援助,一窮二白的新中國建立了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為后面的厚積薄發打下了堅實基礎。
50年代后期,中蘇兩國逐漸貌合神離,并最終在1959年6月徹底反目。中蘇交惡后,被美蘇輪番圍堵的我們,國際環境空間險惡。然而也正是因為中蘇交惡,讓美國等西方國家看到了我們掣肘蘇聯的可能,再加上深陷越南戰爭前的美國想要從越南抽身,也急需新中國的同意,于是從1969年中蘇珍寶島沖突爆發以后,中美關系開始逐漸解凍,并最終在1972年實現了兩國關系的正?;?。
對于美國而言,因為得到了我們的幫助,它們在對抗社會主義陣營時如虎添翼。尤其是1979年2月爆發的對越自衛反擊戰,雖然打在越南身上,但卻讓蘇聯瘋狂掉血,加速了蘇聯的最終崩潰。
而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對越自衛反擊戰在狠抽蘇聯的同時,也具備了向西方納“投名狀”的作用,從此改革開放不斷向縱深推進,我們也開始逐漸放棄無產階級革命輸出的做法,并開始逐步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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